纪实
董仲舒的“张三世”说
董仲舒的“张三世”说
文/董书尧
在董仲舒终其一生研习和探究的著作中,主要是《春秋》,特别是《公羊春秋》。
孔子由“述而不作”而笔削《春秋》,笔则笔矣,削则削矣,多不相同。其意旨至今仍使人困惑。以往关于“乱世”、“西狩获麟”等记述,均无充足论证,证明孔子在呈现一种“素王”的姿态,以“使乱臣贼子惧”。
笔者,记也,削,即为删繁就简。笔削春秋,就是孔子根据鲁国隐公元年(即公元前722年)至哀公十四年(公元前481年)这二百四十二年历十二世之中发生的征战、会盟、灾害、搜狩、郊祭、崩葬等自然和政治事件,经过整理修删,编订而成为《春秋》。董仲舒认为,《春秋》所记十二世分为三种情况:有见三世,有闻四世,有传闻五世。由下向上推,哀、定、昭三公为《春秋》作者耳闻目睹之世,所见六十一年。这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件,记载的时候,由于涉及到许多敏感的问题,因而只能“微其辞”,用隐晦的字眼和笔法记载下来;襄、成、文、宣为《春秋》作者“有闻”之世,八十五年。虽距离现实较远,但瓜葛蒂芥犹存,作者只能“痛其祸”,表示惋惜之情,尚不能直奔主题;僖、闵、庄、桓、隐五世为《春秋》作者“有传闻”之世,九十六年,已经远离了现实,作者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直抒胸臆,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,“杀其恩”,无所顾忌。
这样的记事方法,为后人记史提供了借鉴。
董仲舒对于“三世说”的解释与评论,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历史学的基本特征,离现实越近的历史事件或人物,史学家越难以客观地描述与评价,而对于离现实越远的历史事件或人物,史学家则可以敞开心扉,直抒胸臆。尽可以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
东汉经学家何休,使董仲舒的“三世说”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,何休说:“于所传闻之世,见治起于衰乱之中,用心尚粗,故内其国而外诸夏”;“于所闻之世,见治升平,内诸夏而外夷狄”;“至所见之世,著治太平,夷狄进至于爵,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”。在这里,何休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,即将来《春秋》十二世划分为一次更替的历史时期,那就是衰乱期、升平期和太平期。何休的“三世说”,是对董仲舒思想的重大发展。但三世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不断演进的关系,何休无法说明,况且,《春秋》所记鲁之二百四十二年,也不是这样的演进过程。是什么演进过程呢?天下大乱,诸侯混战。有这样一个社会而推演的“三世”,确实够理想的。
由“三世”推演出不断进化的认识,是在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变法中,运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,结合《礼记》中“小康”、“大同”的说法,对《公羊》三世说做了全新的解释。以为自据乱世进为升平世(小康之道),更进为太平世(大同之道),是社会进化的共同规律,并把三世比附为君主制、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。这与董子的“三世说”已大相径庭。
我们知道,董仲舒生活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机勃勃阶段,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董仲舒为西汉王朝的治国理政设计统治理念,应是顺应形势的,从而也是进步的,革命的。他在这一个时期,不可能向前看到社会进化的一面,而他所回顾和眷恋的,是混乱之前的天下大治,人人景仰的圣人先贤,所以,他的“更化”、“善治”的道德指向,只能崇尚先王,效法古贤,这就不足为怪了。所以,这样的“张三世”,只能是以前世为借鉴。向前看,真的找不到北。向后看,可令人崇尚。
其实,这样的思维方式真的不必大惊小怪。
来源:衡水晚报
版权所有:景县作家网 Copyright ©2006-2016 www.jxzuojia.cn 邮箱:jxzjxh2015@163.com
主办单位:景县作家协会 景县贾岛诗词研究会
备案/许可证编号:冀ICP备1502986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