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实
解放战争期间部分叙事
解放战争期间部分叙事--节选自《小村之魂》
1946年至1947年,我在景县师范学习,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。那时正值土地改革,为了配合这项工作,学校组织同学们排演歌剧《白毛女》,我在剧中扮演“赵大叔”,我们在景县二区留智庙公演时,有几名农村小伙子上台要殴打剧中人物“黄世仁”、“穆仁智”,形成了停演状态,幸亏被维持秩序的基干民兵阻拦和驻村土改干部的劝解,才继续演下去。这些演出对激发贫雇农积极参加土改,清算地主、富农的剥削账,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1946年冬,我们四位同学组成一个土改翻身队,到第四辛宅村协助开展土改,进村后住在由村农会清算出来的原地主东院客房里,让地主一家人搬到西院原长工的住所和养牲畜、放农具的地方。原来,地主住的中院分配给一个长工所有,并分给他土地一份。这名长工因思想不够解放,虽然搬了家、分了地,但是心有余悸,情绪一直不高。我们就耐心地找他谈心,用算地主剥削帐的方法给他做思想工作。可是在一个晚上这名长工上吊自尽。对此,我们配合农会做了安慰工作,让地主出资为这名长工出了大殡。这件事影射出村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,也反映了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。为此我们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,提高大家反封建、反剥削的勇气,还在村内演歌剧《白毛女》。另外我们四人走家串户,进行宣传,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,增长了贫苦人们的志气和政治地位,打消了地主恶霸的威风,促进了土地改革工作的进展。
抗战结束不久成立的景县师范学校,缺乏文化教师,于是聘请了一名“蒋管区”(即南方蒋介石控管区)来的名叫常可的大学生,我们发觉他在授语文课以及课余时间,不断散布一些“蒋管区”如何如何好的情况,有时还向同学们打听一些解放区的情况。为此,不少同学特别是党员同学对其产生了怀疑,我们在党员会上揭发了他的言行。校党支部向中共景县县委作了汇报,县委指示:“注意监视,有情况随时报告”。学校组织了护校纠查队,我任队长,我们昼夜轮流值班监视,后来我们确实发现了他有许多拥护蒋介石敌视共产党的言行,于是我把这些情况写成材料如实向上级汇报。后经公安局核实后,以“蒋管区特务”将其逮捕入狱。
根据当时农村小学教师缺乏的情况,我们师范一班经一年学习就结业分配到农村小学任教。赴任前,县委社会部(当时也属公安局的一个部分)将我们党员和政治可靠的同学聘为不公开的“信息员”,即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,随时反馈社情。
1947年夏,我被分配到八区陈辛庄小学任教。原教师是一个地主出身的老头,土改时将其辞退。学校教室设在原地主东院的东房里,东房里屋当办公室兼宿舍。地主家下学的儿子不断来学校玩,有一天晚上,地主的儿子找我商量说:“家里房子小,东西放不开,有两件东西暂时在这里放一放。”当时我已考虑到这可能是地主躲避土改复查,我稍加考虑,就满口答应了。他几次搬来了一些面粉和两个大包袱,放在我住的炕角处。对此我想好了对策。因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是我的学生,于是我让这个学生给其父亲捎信,让支部成员来这里议事,这样大家看到了地主家在我屋里放的东西,我对地主家说,不知支书突然来开会,看见了这些东西,党支部给搬走充公了,地主也没了办法。
1947年秋,我转调到车辛庄小学任教。在教书之余,我协助村党支部和农会的土改复查工作,为他们记录从地主、富农家清算出来的浮财,我工作认真负责,得到好评。我还协助中共八区区委进行农村基层整改工作,同农村党员一起重温《党章》,既支持了整党工作,也进一步锤炼了自己。
车辛庄学校是周围五个村的联村校,共有一百七十多名学生,分为三个教室五个年级。我一人不能同时到三个教室去上课,就利用大龄高年级的学生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。时间久了,这些大龄学生与我在感情上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师生关系,对政治可靠品质好的学生培养发展为党员,并把他们推荐到县师范附高上学,培养他们尽快成为栋梁之材。如:比我小三岁的学生丁玉华,在师范附高学习时,就参军随部队南下,在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,在部队升为团职。全国解放后转业到国家农业部工作,最后在农业部老干部局局长职务上离休。
1948年底我调到中共景县县委办公室工作。1949年参加了临时组建的支前办公室,接待迎送南下的解放军,与南下部队先遗队安排食宿、编写宣传材料和标语口号等。记得当时的标语口号有:“东北大军进了关,好似猛虎下了山”、“民拥军、军爱民、军民一家人”、“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”、“打到江南去,解放全中国”等。(佘玉坤/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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