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实
抗日战争时期见闻回顾
抗日战争时期见闻回顾--节选自《小村之魂》
我于1930年生于景县郑古庄一个农民家庭里,在我孩童时代,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入了我国,那时我虽然年龄小,但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,这些强盗的恶劣行径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,提起抗战时期的很多往事、很多事件,我仍记忆犹新,现仅就部分见闻简述如下。
一、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校教育
我于1939年进入本村抗日小学读书时,正值侵华日军活动猖獗和抗日烽火旺盛时期,学校一开课就是抗日救国教育,课本内容有:“人,中国人”、“血,中国人民流的血”、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”等。由于课堂教育和社会影响,同学们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对日本鬼子非常憎恨,我们在习字课上让老师写仿影时,要求写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字样。大家尽管是童年学生,但都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,较大的学生就排演“活报剧”。记得演抗日英雄的剧中人曾这样说:“任你龙潭虎穴,我们并不惧怕”,“日本鬼子早晚会被中国人民消灭!”等等。当时这种抗日“活报剧”在区、县汇演时还得到表彰。我们平时课堂上学习的抗日课本,每当日本鬼子来时大家就把课本埋在后院,课桌上摆放与抗日无关的历史书来应付敌人。我们抗日小学还是个邮政检查站,邮递员传递邮件都要到学校接受检查,凡是敌人的报刊邮件一律扣下,封在学校的闲屋里,不向外扩散,定期销毁,有时给老师做饭,就拿这些东西当柴烧。邮递员的抗日意识越来越强,每次都主动地帮着检查,做到不漏掉敌人的一个邮件。
1944年组建景北县第一抗日高小,向我村小学发出通知,号召年龄大些的学生到黄古庄天主教堂考点应试。由于那时就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,不少同学都愿意考入抗高学习。当时家庭父母不愿让我去,觉得在那时的环境下,十多岁的孩子生活还不能自理,到外村寄宿学习如何受得了,我就反复说服了家长,于1945年初考入一区境内的北朴庄抗高学习。学校宗旨是培养抗日的革命人才,学生待遇除了没有6斤小米的津贴费以外,其他同地方抗日革命干部的柴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的供给标准一样。组织形式按班、排军事设制;学习与居住形式采取“化整为零、化零为整”来进行。根据环境情况,有时在教室集中上课,有时到野外树荫下上课,晚上分班分散到周围村抗日堡垒户家里居住。这样,一方面扩大抗日宣传,一方面更多的了解社情,更有利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,学习发扬老八路的作风,进户担水、扫院子,灌满吃水缸,把垃圾清出去,深受老百姓的爱戴。学校的学习内容为文化、政治、军事,唱抗日革命歌曲。经过一年多的学习,同学们的政治、文化水平和环境适应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,基本上适应了投身抗日革命的需要。
二、郑古庄人的抗日壮举
郑古庄是景北县最南部的一个村庄,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日“堡垒村”、模范村。在侵华日寇活动猖獗、据点林立的时期,村东南距离两华里的孙村有敌据点,我武装部队将该据点端掉以后,敌人又在村东四华里的王谦寺村安上了据点。郑古庄虽然属于“敌占区”,却成了我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经常活动的“堡垒村”。比如县大队队长刘东平(注:景县王高堡村人,抗战期间曾任冀鲁豫军区中队政委等职,离休前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部副主任,副军职)常来我们村。有一次,在白天他一个人由我村走向东北方向的炮庄村时,途中正碰上王谦寺敌据点出来的汉奸队,汉奸们便大声喊:“干什么的,站住!”刘队长雄壮地大声说:“我是景北县大队长刘东平,外号‘刘bia(汉字中没有这个字,用拼音代替)!”汉奸们急忙低头弯腰说:“我们没有看清刘大人,对不起刘大人,请刘大人抬手,请刘大人走好。”刘队长紧接着警告他们:“你们都是中国人,不要忘本,要老实点,不准伤害老百姓,小心你们的狗命!”汉奸个个点头答应:“是,是,是,一定按大人说的去办。”此事在周围十里八乡传为佳话。刘东平队长机智勇敢,只要他知道哪个敌伪汉奸最恶毒,他就设法把他调出来或深入虎穴捉拿,然后把他们“bia”的一枪除掉。因此,景北县人民对这位抗日英雄非常赞赏,给他取一外号“刘bia”。
郑古庄村那时是个八、九十户人家的村庄,虽然距敌据点很近,但是没有一个人投敌当汉奸和为敌人通风报信的。投身革命,抛家舍业参军打日本的不计其数,加上抗日民兵和积极分子遍及各家各户,抗日革命家庭也是数不胜数。像我本族大哥韩书义,他早年参加革命,在日本鬼子活动最猖獗、环境最残酷的时期就担任中共区委书记;四哥韩文林结婚三天就参军奔赴抗日前线;二哥韩文龙是基干民兵中的干部,经常带领大家参加挖战壕、破铁路等抗日活动;叔叔韩玉璞在村里担任粮秣,积极为我政府和地方抗日武装部队筹集公粮和物资。我和五哥韩文彩从幼年就到抗日革命学校学习,毕业后投身抗战。我本族哥哥韩文阁不惜抛下奶奶、母亲、妻子这三口人的三代妇女家庭,参军后英勇杀敌,曾多次荣立战功,离休后为师职待遇。
郑古庄乡村医生佘书声,在当地很有名气。他利用行医看病之便,进行抗日活动......(因单有材料,略)
1940年10月17日的郑古庄惨案令人震惊,敌人夜间袭击我村,到各户砸门搜捕“八路”,当日拂晓杀死革命战士和抗日群众二十二人。当时,地方武装青年营部分战士被围困我村,敌人到各户搜查时,住户房东就让青年营战士换上自己家人的衣服,并把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、兄弟或丈夫。敌人看其不像庄稼人,说他们是“八路军”时,住户房东更加坚定地表示:“他就是我家在外地做买卖才回来的亲人!”就这样保护了很多抗日战士,避免了敌人抓捕。
郑古庄人在各项抗日活动中,都是样样走在前,事事干得好。
一是保留“青纱帐”。为了掩护抗日军民便于打击敌人,他们在高杆农作物(高粱、玉米等)成熟后,只收获有粮食的高粱穗和玉米槌,保留“青纱帐”时期的秸杆,待经风吹日晒秸杆倒地后再收拾回家当柴烧或喂牲畜,对此项举动各家都积极响应。
二是挖交通沟。为便于我抗日军民能够在沟里藏身进行抗日活动和躲避敌人的追捕,我们积极开展了挖交通沟工作。将村西北通向黄古庄、北面通向榆林村的道路,挖成一米多深、两米宽的交通沟,挖出的土培在两旁,并根据需要留出出入口,以便于农民往地里送粪、往家里拉庄稼。交通沟挖好后,有好几次,孙村据点的敌人出来讨伐,走到我们村北的交通沟里,我方游击队就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,使他们无路可走,只能顺交通沟逃窜回营。
三是破坏铁路。全村的基干民兵组织起来,傍晚出发行军20多华里,到龙华、青兰(两地都有敌人据点)之间的德石铁路上去破击铁路。利用自制的专门工具,把铁路的道钉和道轨夹板卸下来,把铁轨和枕木推到路基下面去,把铁路电线割断带走。每次破路基本上是拂晓回来,并带回一些“战利品”,大家把这些道钉、夹板和铁轨制成农具,当时不能用的就埋藏起来,防止敌人搜查。在破击铁路的同时,我们还把敌人修的公路挖了许多横沟,有力地阻挠了敌人用铁路和公路运送敌军和物资。
四是挖地道。为了便于躲藏和袭击敌人,全村人民齐动员,在村中间的住房地下,挖了贯通东西的地道。很多村民还在自己的房屋里挖了通往地道的洞口,遇到敌情就钻入地道作掩护,把洞口用不易发现的东西掩盖起来,有些户把洞口留在不通烟的炕头炕席下面,还有的把洞口留在不烧火的锅台里边。在敌人活动猖獗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,村东头的人们就不约而同的集结在一起,把我家北邻三间闲着的南屋门窗都垒堵起来,把外墙泥摸好,从北面看像门窗在南面,从南面看像门窗在北面,屋顶的烟筒作为通气孔,屋内挖好通往地道的洞口,人们在夜间通过地道到这里来休息,以躲避敌人夜间来袭击。冬季,还有部分人到洼地挖成能藏多人的坑,上边盖上横木、柴草和泥土,晚上在里边睡觉。由于地道和地窖阴暗潮湿,不少人身上长了疥疮,因无条件医治,人们受了不少罪。同时,为了防备敌人的“三光”政策,人们只能长期穿衣睡觉,又没有换洗衣服,不少人的衣缝里长满了虱子。由于日寇的残酷统治,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,没有盐吃,就刮些碱土淋晒硝盐;没有火柴,就用火镰石打火,再用硫磺棍引火做饭。尽管这样,人们也没有被困难吓倒,反而更增强了抗日救国的斗志。(佘玉坤/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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